【0467 说服吴襄】(6/7)

）（每石十二两）。这前后三次米价上涨的高峰有后来居上的趋势。换句话说，如以成化十四年的米价为基期，嘉靖三十七、八年为它的两倍，天启元年为它的三倍。

就辽东的粟价来说，万历年间（1573—1620）的价格，约比一个世纪以前的成化年间（1465—1487）高出数倍至十余倍。

蓟州蓟州镇故治在今河北省蓟县，其分守地包括今之河北边外山海关至居庸关的长城。

蓟州的米价，在正统十四年（1449）以后的长期间内，虽然不像辽东米价波动得那么厉害，但在嘉靖（1622–1666）中叶前后，及万历（1573—1620）中叶以后，也向上升涨，其后到了天启三年（1623），以山海关米价为例，更涨至每石售银四两，约为15世纪中叶的十三倍有多。

宣府宣府镇故治在今察哈尔宣化县，其分守地为今察哈尔延庆县至山西大同境的长城。

明代宣府的米价，在15世纪中叶前后还相当便宜，每石约售银四钱多至五钱左右；但到了15、16世纪间，米价贵时每石要售银二两或将近二两左右；其后到了16世纪中叶及17世纪的30年代，每石米价更高涨至银五两或四两。

大同大同镇故治在今山西省大同县，其分守地为山西边外的长城。

明代山西北部大同一带的米价，与宣府米价变动的趋势几乎完全一样。换句话说，大同每石米价，在15世纪中叶约值银四钱，其后有上涨趋势，及16世纪中叶和17世纪的30年代，更上涨至每石售银三两有多或四两。

延绥延绥镇城初在陕西绥德，及成化九年（1473）更向北迁移至陕西榆林，故又名榆林镇，其分守地包括由延安至绥德的陕西北部地区。

代延绥的米价，在成化年间（1465—l487）以前，即15世纪中叶左右，低廉到每石售银二钱，其后有涨有落，但到了嘉靖十一年（1532）曾高涨至每石五两，约再过一百年后的崇祯四年（1631）则上涨至每石四两。

此外，还有离辽西辽东远一些的甘肃，明代甘肃镇的镇守总兵官驻扎甘州城（今甘肃省张掖县），其分守地自庄浪北至嘉峪关，即甘肃西北的长城。

甘肃米价变动的趋势，除正德九年（1514）特别昂贵以外，和延绥米价非常相似。甘肃的粟价也和米价一样，在15世纪中叶左右比较便宜，及16世纪20、30年代间则向上升涨。

自明代中叶左右开始，北方边镇米价长期上涨的趋势。

明代北方边镇米价之季节性的变动。明代北边各镇米粮的供求状况，在一年中往往因季节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故米价在秋天收成时往往比较低廉，但到了春天青黄不接时却非常昂贵。

所以，韦宝要趁着这一波价格最低的时候，大肆吸纳！

嘉靖十年（1531）二月，兵部尚书李承勋说：“大抵边镇米价，不论丰凶，冬月犹可，一人初春，日益翔贵。商贩以时废居，率致巨富。”当日边镇米商赖以获利的因季节而波动的米价。

嘉靖四十四年（1565）五月，巡抚山西侍郎万恭说：“三关（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在今山西北部）……往岁八月秋成，银一两可得米二石。……延至十月，以为时估方定，则仅得一石八斗矣。……延及今岁二月，又仅得一石四斗矣。”

换句话说，同样一两银子，如在山西北部购米，在春天二月的购买力约只为去年八月收成时的百分之七十。当日山西北部米价这样的波动，还算是比较温和的，事实上北方边镇的米价，在春天青黄不接时往往为秋收时的两倍，或将近三倍。约在嘉靖（1522–1566）中叶以前，邹守愚撰《边储议》，其中说：“且收成之际，多在于七八月，米价之贱，多止于五六钱。……明年之春，……欲籴之日，则病于时估之涌腾，名曰八钱，实过一两。”

嘉靖三十七年（1558）八月，大学士严嵩等说：“近闻大同颇熟，银一两可得米九斗。……若延至来春二三月时，米价腾贵，银三两才可得米一石耳。”

明代北边各镇的米价水准，大部分时间都远较内地为高。当日位于国防最前线的北方边镇，政府为着要保障国家的安全，不得不在那里驻防大量的军队。军队多了，对于粮食的消耗自然特别增大。可是，沿着长城的大部分地区，由于土壤砂瘠、雨量不足、气候早寒，粮食的产量非常有限，故在那里集中的军队，有赖于内地粮食及其他物资的供应。

不过，边镇与内地之间，往往因为地形险阻，交通困难，运输费用非常之大，故加上运费以后，边镇米价自然要远高于内地。

约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徐阶说：“二镇（宣府、大同）米、麦，每石值银三两以上。而军士每月支银七钱，仅买米、麦二斗二三升，岂能养赡?……今北直隶、山东、河南等处，仰赖圣恩，二麦大熟，每石止值银四钱以下。……”

由此可知，宣府、大同的米、麦价格，将近为北直隶、山东、河南麦价的十倍。在辽东方面，当万历四十八年（1620）熊廷弼谈到那里米粮及其他物品价格的时候，他说：“每银一两，不当内地二钱之用。”

其后，到了天启六年（1626）十一月，辽东巡抚袁崇焕也说：“兵每月（银）二两，饷岂不厚?但不屯无粟，百货难通，诸物常贵，银二两不得如他处数钱之用。”

明代北方边镇的米价，大部分时间都要远较内地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