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六章 谣言和叛乱(1/2)
自李芳远逃到庆州后,明军占领了沿海地区和主要城市,其中瞿能在汉城,在附近的郡城派驻了少量军队盛庸在全罗,在全州、罗州、光州等地派有重兵,而盛庸本人则坐镇罗州,等待过冬后,再征剿李芳远。
但是朝鲜军队其实并不弱盛庸初期的势如破竹,其实是朝鲜自视过高,应对不得法,加上水师惨败各方面造成的结果。
高丽时期,高丽国王都是元朝的驸马,其继承人需要在大都按照蒙古人方式长大,之后才能回汉京继位,再加上被蒙元彻底击败的教训,高丽人对蒙元的战斗方式非常痴迷,所以高丽建立了大量的弓骑兵,再加上元朝末年,红巾军两次进攻朝鲜半岛,给高丽政权以沉重打击。政权不稳,就导致了民间豪强四起,这些人为了保家卫土,纷纷组织自己的乡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李成桂也是这么起家的。
李成桂出生于元朝的双城总管府,也就是后来的咸镜南道,其父亲是元朝斡东千户所千户兼达鲁花赤李子春,父子二人在高丽趁元末大乱收复双城总管府时投降高丽,后来李成桂在与红巾军作战中屡立战功,逐步得到提拔。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奉命进攻辽东的李成桂自威化岛鸭绿江的一个江心岛回军,逼王禑退位,另立王昌,逐渐掌握大权。
鉴于高丽末年的乱象,李成桂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取消私兵,实行府兵制,当然他自己的私兵是正规军,不能取消另一件则是重新分配土地,烧毁以前的公司田籍,对功臣按照功绩分田,除此之外,全部归国家所有,百姓租种即可,推行这两件事情,难度可想而知,但是李成桂做到了,相当很了不起。
这种方式虽然简单粗暴,却也很有效,为什么呢?军队自己种田,自己准备兵器,按照国家的命令去打仗,不花国家一分钱国家的田地出租,其实也相当于交税,只供政府官员正常开支即可。
但是这种方式带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府兵制天然就是不适合农耕民族的。府兵制其实脱胎于游牧民族的“出则为兵,入则为民”,但是游牧民族平时放牧为生,需要的技能和打仗差不太多,需要防备马贼、防备狼群,还需要长途跋涉等等,所以每一个牧人就是一个合格的战士,他们出来当兵一点问题都没有而农人则不同,他们平时所作的事情和打仗半点关系都没有,除草捉虫、施肥收割、脱壳晾晒等等,做个炊事员,只能说勉强合格,上战场打仗,不经过系统的训练,等于去送死,所以任何国家,府兵制都不可能实行太长的时间。
虽然府兵制存在问题,但是在建立初期,战斗力还是蛮强的,再加上李成桂、李芳远都是有野心的人,所以军队方面战力还是比较可观的。
所以在盛庸南下的时候,李芳远手里可以掌控的进队达二十万左右,只可惜在沙里院城、海州损失了十余万,所以当盛庸兵临开城、汉城时,李芳远手里没有多少兵力,而其余的军队大部分在南方诸道,比如忠清、全罗、庆尚等道,所以李芳远只能仓皇逃窜,他逃出汉城后本是要逃到全罗的,那里土地肥沃、人口稠密,可以征召大量的兵员,但是他没想到明朝竟然派军队在全罗道登陆,迅速占领全州、罗州,他不得已转向,逃往庆州,苟延残喘。
因为李芳干的缘故,朝鲜各地州城府县可以说传檄而定,但是如今李芳干死了,一切都不一样了。
后世有一句话很出名,“我们看错了世界,却说世界欺骗了我们!”这句话之所以出名,就在于它经常发生。李芳干在的时候,朝鲜各地虽然都知道大明不怀好意,但是都有万一的希望,都想观望一下,看看情况如何但如今李芳干死了,许多人如梦方醒,发现被世界欺骗了,各地陆续开始出现小规模的叛军,袭击零散、落单的明军,暗杀投明的朝鲜官吏
而这种情况在大明宣布要设立朝鲜布政使司之后,立刻发展到。
瞿能出汉城后,立刻派马哈木、阿鲁台到四处扫荡,将布政使司的政令送达,而针对不同的地方,布政使司的政令也有所不同,有的原职留任、有的调为他职、有的回汉城述职,不一而足,而各地的反应也不一样,有的如杨平郡的权道中誓死抵抗有的如水州的许保斩杀说客,向大明效忠还有一些城池长官挂印而去,不知所终还有的举起叛旗,却并没有如权道中一样依城据守,而是带着叛军骑上马,打起了游击当然也有不少地方平平淡淡接受了布政使司的政令,继续照常办公。
当然,无论做出任何选择,当明军到达后,秩序都会恢复正常,府县有了长官,百姓有了依靠,同时城中会留下数量不等的明军维持治安。
张伦抵达水州的第二天,瞿能就赶到了,瞿能赶到之后,并没有继续进兵,而是等待马哈木和阿鲁台的消息,再做下一步的决定。
因为马哈木和阿鲁台的疯狂扫荡,汉城府即原京畿道很快恢复了平静,叛军不是逃亡山中,就是往忠州、清州逃离。
明军在忠清道的控制相当严密,采取明军、归义军、女真军、蒙古军结合的方式,一般明军为统帅,归义军负责本地治安,女真军、蒙古军负责扫荡,禁止一粒米、一颗盐流入庆州。
这种模式本身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偏偏出问题了,而原因其实也不复杂。
盛庸在沙里院城、海州、开城、汉城消灭了近十五万朝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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