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3章 湘黔事变(上)(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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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3章湘黔事变(上)
湖南的局势相当严重。
“戊申革命”爆发后,湖南是继湖北之后第二个宣布脱离清廷统治的省份,“建国战争”中又积极配合共和军西征四川,为革命事业鞍前马后,立下汗马功劳,虽比不得湖北这个革命的“策源地”,但南方革命各省中也算是翘楚了。
但和湖北比较起来,湖南的革命基础是相当脆弱的,因为那根本就是一个军绅政权,由革命军人和当地缙绅组成的一个松散联盟。
说起湖南,除了大米、鞭炮这些土特产之外,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就是湖南的绅权。
湖南的绅权崛起于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其标志性事件就是曾国藩就任团练大臣以及湘军的组建,几乎从那时起,湖南的缙绅集团就拥有了生杀大权,曾国藩一手创建的审判局就是缙绅们手中便利的杀人工具,死这把刀下的湖南农民、游民不计其数,而被当做炮灰送上前线与太平军厮杀的农民人数也相当可观,可以说,湖南乡绅将“以民御民”的统治技巧做到了极致,若不是清廷统治者“以臣制臣”的手段高明的话,恐怕取代清朝的就不会是革命党人了。
湖南的绅权并未随着太平天国的覆灭而结束,十多年的战争状态已使缙绅们攫取了全部地方政务,湖南,“缙绅”已经不是一个名词概念,而是一种文化,一种统治文化,这里,所有的事务都离不开缙绅集团,从赋税的征收到胥吏的任免,从政的推行到宗族的纠纷调解,都能够看到缙绅集团的影子,就连堂堂湖南巡抚也必须借助缙绅力量才能维持权威,缙绅对于湖南封疆大吏的影响也远比其它省份强烈,当年“戊戌变法”时湖南之所以走维前列,与此不无关系。
虽然古代中国讲究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士大夫们希望皇权至县为止,县以下的乡村应该完全交给缙绅们管理,但是这仅仅只是理想状态,王朝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君权始终压制着绅权,只有当乱世到来的时候,才是绅权蚕食君权的时候。
清末的湖南就真正做到了“君臣共治”,这里,绅权就是缩小了的君权,而君权也通常被缙绅们看做是放大了的绅权,这里,往往缙绅的一句话,就能决定当地草民的生死荣辱。
这样一个省份进行革命,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与极高超的技巧,稍有不慎就会惹火烧身,而这,也正是为什么赵北没有第一时间吞并湖南的原因之一。
绅权的无限扩大,必然导致小民权利的无限缩小,湖南之所以成为会党势力盛的省份,与这种绅权的狂暴不无关系,草民对抗强权的唯一武器就是会党。不过,由于缙绅集团掌握了全部的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文化资源,要想依靠一群草民组织的会党翻身,基本上是做梦,而且,不少有眼光的缙绅出于利益考虑,拉拢官府的同时也与革命势力眉来眼去,将自己打扮成“开明”绅士,这种伎俩很能迷惑一部分革命者。
清末政之后,大批湖南乡绅投身实业,造就了一批兴力量,这些人就是“立宪派”,他们是绅权进一步蚕食君权的结果,这些人希望从皇室手里分享多权力,所以,从表面来看他们是革命的天然盟友,但是,他们骨子里是反对暴力革命的,他们看好的国体是君主立宪,准确的讲是“缙绅立宪”,对他们来说,过于暴力的革命就意味着他们政治、经济特权的丧失,这不是他们所希望看到的。
作为革命大时代的一员,湖南就是这个时代顽固的守旧派堡垒,要想攻克这个堡垒,不是几万人枪、几十门大炮就可以奏功的。
共进会恰恰是这个问题上犯了短视的错误,所以,湖南乱套了。
作为湖北的南方屏障,湖南一直是赵北关注的重点方向,虽然他以前并不打算短期内直接介入湖南事务,但是他也不止一次提醒过共进会的领导层注意湖南缙绅动向,可偏偏有人把他的善意提醒当作了耳旁风,结果导致湖南革命形势骤然一变,并牵连贵州发生政变。
贵州政变是两天前发生的,驻扎省城贵阳的黔军因为闹饷而哗变,聚攻军政府和都督府,共进会方面的贵州都督焦达峰被杀,副都督钟玉山下落不明,共进会嫡系部队“革命联军”连遭黔军伏击,损失惨重,已退往湘黔边界,现的贵州军政府已落入立宪派手中,省内倾向南方革命党的军政要员要么被杀,要么落荒而逃,几乎一夜工夫,象征革命的十八星红旗就贵州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耆老会”政府。
湖南的乱局要早于贵州,由于共进会主力部队南征云南,省垣兵力空虚,贵阳兵变前一天,长沙城外的原清军巡防营数千人同时哗变,随即拖炮进攻长沙,与驻扎城内的共进会嫡系部队激烈交火,战斗持续了一天,共进会虽有会党武装协助,但因火药库被内奸炸毁,弹药全失,终只能放弃长沙,分兵两路,一路往南退守醴陵,一路往北撤向湘阴,同时派人向驻守湘北岳州的共和军第五师求援。
共和军第五师师长是吴振汉,虽然他是共和军副总司令,但作为客军统帅,他没有权力直接调兵干涉湖南省政,只能再向总司令赵北拍发电报,将湘变详细经过禀明,请示处置办法。
赵北的回电很简单:固守岳州,等候命令。
吴振汉不敢怠慢,立即下令第五师进入战备状态,岳州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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