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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瓷器大量涌入武昌，武昌鹰派集团不但支持邓名吹蒋国柱采用强硬态度，同时也支持邓名对张朝采用强硬态度，因为这些瓷器同样要拿出三分之一来保证补偿那些手持欠条的缙绅。所有运到武昌的货物，必须扣下三分之一作为储备，以保证欠条的可兑换性。这并不是邓名和周培公商定的条款之一，周培公要求的只是欠条具有最高优先级，但邓名留下的负责人表示，这个政策正是邓名为了表示诚意而制定的，以确保武昌这里的负责人不会对有欠条的声称没货的同时，用存货去换取真金白银——鹰派集团曾非常担忧邓名用这个办法来拖欠他们的补偿。

见这个规矩得到了严格执行，支持邓名声音也又响了一些，当然依旧只能是私下流传。而周培公也为此得到了很多人的称赞和感激，对他的高瞻远瞩重众人也都是无比钦佩——见这个政策深得人心后，周培公毫不客气地把功劳据为己有，对外称是他想出并促成了三分之一存货保留制，以保证鹰派集团的利益，对此邓名的负责人也都采取默认态度。

渐渐的，鹰派集团开始感到这个条款的不方便了，因为随着大量江南土特产的持续运到，这些人手中的欠条——准确的说是纳税证明开始耗尽了，而运到的货物依旧被邓名留下的负责人一丝不苟地划出三分之一，储备起来只可以用欠条领取。

卖光了用欠条换来的货物后，鹰派集团就试图说服邓名留下的负责人把那剩下的存货也批发给他们。但负责人不同意，表示这是邓提督反复交代，一定要严格执行的规矩，并劝那些人和其他竞争者一样，用银子去收购另外三分之二可动用的货物。

这个回答当然不能让鹰派集团满意。

当初邓名定下的银子和欠条的比例是一百元对一两，一开始鹰派们对这个兑换价格都没什么信心，觉得欠条是废纸一张，无法和真金白银相比。不过反正邓名也不强迫他们购买欠条，而是当作补偿凭证提供给他们，他们也没有想得太多。很快欠条的价格就开始溢出，因为那三分之一用欠条换取的货物没有多少竞争者，而三分之二不需要欠条的货物则会遇到竞价问题。反正定价一百元的货物，一两银子是肯定拿不到的，至少也要一两二，紧俏的甚至要二两。

那些没有欠条的人也同样不满，在他们上涨就和这个规矩有关，而且大批可以立刻挣钱的货物，就那样锁在库房里发霉，这明显是一种浪费。

于是当初称赞周培公高瞻远瞩的人，口风一转开始抱怨他是这个僵硬政策的始作俑者，要求周培公拿出鹰派领袖的责任来，去把这个政策取消掉。

可这不但是冤枉了周培公，也超出了他的能力，当初周培公并没有参与这个政策的制定，完全是邓名独自想出来的主意，只是事后周培公觉得反响不错，才随手划拉了些功劳到自己身上，现在他当然取消不了。

任凭周培公好说歹说，邓名留下的负责人就是不松口，要想拿这些储备货物就必须带欠条来，很快周培公发现自己还成了负责人的挡箭牌，一口一个：“这是你们周知府同意的”，“这是你们周知府向提督首先提出来的。”

负责人那边减轻的压力，增大了十倍压到了周培公身上。

“我被坑了！”周培公私下里又对妻子抱怨过：“我太大意了，居然以为能白占邓提督的便宜，真是自找倒霉！”

既然银子这条路走不通，大家也只好想办法曲线救国，于是就有人想从成都负责人手里换一些欠条走。不需要按照一比一百的银元比，就是一比九十甚至一比八十，这些人也都表示能够接受。

但负责人再次打碎了他们的美梦，告诉他们邓名宣布的一百元相当一两银子，只是为了帮助鹰派了解他们的欠条的价值，归根到底还是从一石大米一百元演变来的，如果他想换欠条，就需要向成都知府刘晋戈纳税。也就是说，运一石粮食到成都交给刘知府，就能拿到一百元的欠条——其实也未必能，这只是邓名负责人的说法。

成都实在太远，运粮过去还需要组织船队，武昌就有人提出预支明年的欠条，不幸被负责人否决了，他称明年的税还没缴纳，这欠条根本不存在；既然如此，就有人表示要去给李来亨、郝摇旗、贺珍他们预先纳税，想必他们肯定愿意收，但负责人依然不同意，表示邓名说过是补偿每年的正税，他们就算现在预先缴纳了，也要明年才能给欠条；鹰派集团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纷纷表示他们感觉李来亨税收少了，他们愿意向虁东军交更多的税，但这点依旧不能得到负责人的认可，称邓名只补偿税收不补偿捐输，这明显是自愿、自发的助饷行为不能发给欠条。

在把最多的抱怨砸到周培公头上的同时，武昌鹰派集团中已经有人开始认真考虑运粮去成都的问题了。负责人提醒他们，他们是不是有在成都纳税的资格值得怀疑，也就是说刘晋戈有可能不接受武昌人向成都知府衙门缴纳的赋税。但负责人并没有把话说死，所以有几个人已经准备了粮船，打算去成都投石问路，看看能不能换回欠条。

但私下里在武昌收购邓名走私来的货物是一回事，组织粮船跨过虁东、鄂西明军占领区，运输粮食到成都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尤其是一帮人还叫嚷着要周培公承担起鹰派领袖的责任来，给他们的粮船保驾护航，这就更让周知府焦头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