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商周英雄录第102章两篇外话（下2）(1/4)

在中国 ，儒学虽然正大光明、端严执着，在名分上居于传统文化的主流、中心地位，但儒学就如《西游记》中的唐三藏，只是一个“旧时代”的精神领袖，而且在中国的历史现实中，儒学也只是针对“士大夫”这样的上层人物而产生和存在的一种藉以修身砺志的思想学说。而面对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所产生和存在的，并藉以鼓舞斗志、凝聚人心的思想学说就只是墨学了。中国人的思想号称“百家”，但扒扒拣拣之后，我们发现，只有墨学是针对我们劳苦大众无产阶级而量身定制的一种关于修身和砺志的思想学说，墨学之清高俊逸、正直执着、果敢勇武的侠义的气魄，追求“牺牲自我以利天下”的崇高精神，是多么的光辉耀目和伟大雄壮啊！《墨子?节葬下》开篇就讲道：“仁者之为天下度也，譬之无以异乎孝子之为亲度也。”就是说，仁爱的人为天下谋划，就像孝子为自己的父母谋划一样没有分别。儒学是教育达官贵人们要做百姓的父母官，要爱民如子的；而墨学则是教育做官的人要做人民的儿子。就是在救国救民的战场上，代表贵族统治者的国民党集团提出的战斗口号是“不成功便成仁”，而代表了劳苦大众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战斗口号则是“为了新中国，前进！”阶级的不同，是人间最大的不同。

我本人认为传统“儒教”是中国历代官吏腐败、政府鱼肉百姓的人文思想基础。今天，“儒教”还可以在现今天下的其它任何一个国家里被继续施行和发扬光大，但已绝无可能再在今日之中国继续盛行了，（注意：“儒教”同传统儒家学说大有不同之处，儒家学说中大有可保留发扬的文化精神，“儒教”则基本上就是桎梏了中国社会千百年的文化糟粕，是那些“君臣父子”、“三纲五常”、“等级尊卑”、“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之类的玩意儿。）因为现在我们中国人正在开创着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的新形态，我们追求的是人类社会真正的民主。“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刻骨铭心的精神企盼。与中国历史上历次的朝代更替相比，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时起。我们中国人就已经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时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之初，从上到下官员们的艰苦朴素努力奋斗的精神是多么的崇高伟大呀！毛主席用的毯子上面就有补丁，周总理的衬衫也有经过缝补的地方，我们不要把这当成是一种形式主义。这是一种精神境界的表现，是一种情怀，是一种阶级属性的反映。如果将这种精神和情怀向我们中国人传统文化的理念上面去靠的话，那绝不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儒家的精神，而毫无疑问的是墨家的精神。今天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不能够再提倡这种精神了呢？是不是害怕影响gdp数值的增长？这根本就不是理由！艰苦朴素并不是要人不消费。而促进消费、扩大内需也绝不是在鼓励人们去大搞奢靡、铺张浪费。首先我们政府的国家公务人员在工作时为什么就不能学习并运用“墨学”的精神理念呢？官员开会及处理政务时，坐着北京吉普是不是就比坐着宝马奔驰要效率低很多呢？盖起了堂皇巍峨所费不赀的办公楼，是否就比在朴素简洁的建筑物中办公会使政府更加地具有了公信力呢？“师墨行政”有何不可？失去的将是“可笑的封建官威、铺张浪费和政府机构的臃肿低效”，获得的将是“政府行政时的廉洁高效和与百姓的心心相映肝胆相连”。（墨家入仕，就是要做“人民的公仆”，为的是“舍己身以利天下”，是要求为官者能够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而历来儒家入仕，虽然孔老夫子已经教导说，做官，要“非为禄也。为行义也”，但是像子路那样能够认真奉行的又有几人呢？历代假儒生求取功名就是为了能够“当官做老爷”，也都号称是要“大济苍生”，但却往往是为了自己能够“升官发财”。而那“大济苍生”的崇高理想，也就蜕变成为一种自命不凡居高临下的道德教化式的施舍了。在自然天道的面前，莫说是人与人，就是人与粪中蛆虫，谁还会比谁天生尊贵呢？什么嘴脸！）

廉洁高效的政府，首先必定是一个有着崇高理想和信仰的政府，必须是一个有着严格纪律约束的团队。这个政府中的公务人员也必须是些具有奉献精神的高度觉悟的人，你不信，就试行一下“低工资、高负荷、艰苦朴素、公权行政、公开监督、绩效考成、公仆主义、奉献为本”的“立党、执政”措施，你看看。那时候的公务员队伍中将只是一群“爱吃苦、能战斗、真正勇于奉献乐于奉献的有着崇高坚定信仰的人”，这样的人“做官”，让全社会的人对他们“以吏为师”，人们又怎能不心服口服从善如流啊？！笙歌艳舞里不可能有雷锋同志的身影，灯红酒绿中也诞生不了焦裕禄式的忠贞的干部。理想与现实的反差难道就是一种无法扭转的客观规律吗？在今天的中国不应该是那样的！也完全可以做到不是那样！因为今天的我们已经是一个从法理思想上打倒了一切贵族的既古老又新生的民族了！

这里，我出于深爱我的祖国的情怀、深爱我的同胞的情感、深爱我的理想中的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信念。无限天真地提出我的“师墨行政”的大致构架。（我这虽是检谱角抵纸上谈兵，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