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3章 王业之基十六(5/7)

总之，盛唐时，长安人口约70万，其中依赖国家供给粮食的人口约32万，包括皇室及服务人员15万、京官和京吏37727，禁军和附近驻军12万，到京师参加选官和科举者最高1万等四种人口。如按每人年需18石计，长安依赖国家供给的30余万人口，约需粮食580万石左右。

关中郑白渠下农田，一年是否能提供580万石左右的粮食？土地，作为自然环境要素，指土壤、水系、动植物和气候等；作为生产要素，指耕地。关中生产投入不足，使其不能生产更多粮食。生产投入不足，指水利田面积的减少和劳动力人口的不足；人口减少，指关中向国家纳粮的农业劳动力（课户课口）的减少。在劳动人口素质、生产工具和技术水平不变时，耕地数量和劳动力数量投入的增加，是生产发展的关键因素。耕地和纳粮户口，才是统一皇朝发展的地理和物质基础。与消费人口的增加相反，关中土地生产能力不足，民田不足、水田减少，农业劳动力分散。

首先，耕地总量变动不多，但是关中为国家纳粮的土地面积减少。当秦孝公（前361—前338年）用商鞅变法时，关中地多人少，三晋人多地少，关中是吸引三晋的宽乡。到北朝和隋唐时，一千年间，关中人地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地广人稀，变成地少人众；由“宽乡”变成“狭乡”。宽乡指土地充足农户受田多，狭乡指土地不足农户受田少。为什么关中水利田面积会减少？大致有四种因素：

（1）王侯之家（食封之家）数量增加，使水利田面积和农户减少。分封，就是允许王侯之家直接占有大量耕地及其民户，自收租税。这必然减少国家的纳粮户和租税收入。汉初王侯百余人，王侯占地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王侯土地多在东南。朝廷只有三河、东郡、颖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共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食邑还在其中。因此，汉初每年从关东漕运以供给京师不过数十万石，原因是京师官员数量少、朝廷领有郡县少。汉武帝削弱诸侯王，名山陂海尽归朝廷，汉郡**十；诸侯国大者不过十余城，小者不过数十里。汉武帝、宣帝时每年漕运东南四百至六百万石粮食到京师。“武宣以后，诸侯王削弱，方尽输天下之粟。汉之东南漕运，至此始详”。唐封爵九等，虽无其土，加实封者受国家租庸。自武徳至天宝，实封者百余家。封家食邑，遍据天下膏腴美地。到中宗景龙（704-710）时，“恩倖食邑者众，封户凡五十四州，皆据天下上腴，一封分食数州，随土所宜，牟取利入。至安乐、太平公主，率取高貲多丁家”。于是韦嗣立上书论封户之费：“食封之家，其数甚众。昨问戸部云用六十余万丁，一丁绢两匹，凡百二十余万匹。臣顷在太府，毎岁庸绢不过百万，少则六七十万匹，比之封家，所入殊少……国初，功臣食封者，不过三二十家。今以恩泽食封者，乃踰百数。国家租賦，大半私门。私门有余，徒益奢侈，公家不足，坐致忧危。”自至徳二年（757）至大历三年（768），食实封者二百十五家，则大历时比唐初，一百五十年间增加了七八倍。凡食四万四千八百六十户。自至德元年至大历三年，封异姓为王者，凡百一十二人。十来年，封家增加了二倍多。封家增加，向封家交纳租粮的农户增加，而国家的纳粮户减少，赋税收入减少。因此，监察御史宋务光建议，禁止封家自征租税，一切附租庸输送。韦嗣立建议纳粮户交纳租庸后，“封家诣左藏仰给，禁止自征，以息重困。”直到开元时才规定，“凡诸王及公主以下所食封邑，皆以课户充，州县与国官、邑官共执文帐，准其户数，收其租调，均为三分，其一入官，其二入国。公所食邑，则全给焉。二十年五月勅：‘诸食邑实封，并以三丁为限，不须一分入官。其物仍令封随庸调送入京。”封邑遍及全国，但关中封邑数量无疑会占很多，直接占有了国家的租庸调收入。

（2）隋唐京官的职分田、公廨田、赐田，多在京城百里内外，减少了关中纳粮土地和农户，从而减少了关中的土地生产能力和国家收入。隋朝开皇初（589年），苏威认为京师“户口滋多，民田不贍。欲减功臣之地，以给民。”但王谊说，“正恐朝臣功德不建，何患人田有不足。”功臣土地多，而民田不赡。关中及三河，民田不足尤甚。开皇十二年，“时天下户口岁增，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议者咸欲徙就宽乡。其年冬，帝命诸州考使议之，又令尚书以其事策问四方贡士，竟无长算。帝乃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狭乡，毎丁才至二十亩，老小又少焉。”关中成为著名的狭乡，也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3）佛道寺院占地甚多。狄仁杰说：“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4）长安皇宫、王府、官邸、旅舍、民用和商业建设的增加。以上诸多因素，都使关中耕地减少。

其次，权势之家占有耕地，势必占有水利资源，关中郑白渠灌溉面积减少。唐朝重视水利事业，盛唐时关内道水利工程9项，次于河北道和河南道。关中水利工程，大半因汉魏之旧，但是工程数量、新辟水源和营建技术上都超过了前代。同州自龙门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