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3章 王业之基十七(1/13)

山势雄三辅，关门扼九州。此处便是大唐京畿门户——潼关。

随着朱温大军逼近，潼关近来局势日趋紧张，由于奉命坐镇此处要塞的河中摧城左军都指挥使张训乃是原河中镇将，并非李曜一手带出来的嫡系，因此潼关的守备力量一直颇令朝中诸公忧虑。就连从不对军务发表看法的王抟，也曾私底下询问李曜是不是可以考虑换上更可靠的人去，以确保关中门户稳如磐石，但李曜却只是微笑着摇头：“张训可称此职。”

张训此人，在原先的历史记载中所见极少，但根据李曜这一两年时间的观察来看，他虽然未必有什么大的军略，但其性格谨慎隐忍，绝不恃强斗狠，在河中军内又一贯为人低调、处事公允，却正是出任要塞守将的合适人选。

如今，李曜更加确信了这一点，因为就在今日一早，他已亲临潼关。

在李曜亲自巡视了潼关防卫之后，对张训很是褒奖了一番，认为他“行阵布局有度，后勤保障得力”，并指示随行而来的“参谋”将潼关守备画图记载，用以将来河中军事学院作为教学案例。

张训一时不解“参谋”乃是何职，不过顾名思义，猜测大约是节帅幕僚，连忙下令麾下将校配合。李曜见了，便告诉他道：“所谓参谋，乃是某近来在军中所新设之职，其人选必从军事学院所出……但凡军事学院之学员，毕业之后，均须担任相应各级参谋，达到一定年限之后，方能出任领兵之职。”

张训恍然，又问：“却不知这参谋，平日主要负责何事？”

李曜闻言忽然驻足沉吟了一下，才道：“兹事体大，一时无法详述……如今还只是为各军配备参谋，将来还有更大的一揽子计划。”

张训有些讶异，他知道李曜一直喜欢在制度上“动手动脚”，但在他看来，军队制度似乎没有多少需要变动的地方，忽然加进来一些“参谋”，无非也就是行军幕僚而已，又能有多大意义？就算按照刚才右相所言，今后军事学院的学员毕业后都必须先做参谋，然后才能担任领兵将校，也只是给将校的升迁额外附加了一个前置条件，何至于“兹事体大”？

他当然想不到李曜这么做的意义。实际上毫无疑问，李曜这是打算在自家军中开始打造总参谋部体制了。更确切一点说，李曜现在想要打造的，不是历史上欧洲一开始出现的总参谋部雏形——那已在他打造河东、河中两大军械监时完成，他现在所要缔造的，是“毛奇时代”的总参谋部，真正意义上的专业化总参谋部。

从李曜的内心而言，现在大唐皇室中，已经没有人能够力挽狂澜于即倒，再兴国朝，消弭五代乱世了，只有他这个穿越者自己在合适的时候站出来，才有这般可能。那么既然目标已定，按照他的习惯，各种预备手段也要提前布局，总参谋部的设立，不光关系到战争时期对各地军阀进行战争的胜率，而且关系到今后焕然一新的那个大唐帝国所将进行的权力分配与结构平衡。

李曜设想中的军事改革，其中最为关键的可能就是总参谋部改革，这里面寄托了他太多的希望，毕竟作为后世的军事爱好者，或者更确切一点说是军事史爱好者，李曜深知普鲁士-德国总参谋部制度的巨大威力。总参谋部的崛起和发展是德军与其对手相比最大的优势，是德军在那个历史中，长达两个多世纪来最令人生畏的部分，其存在也是当时近两个世纪以来军事史上最出色的参谋机构之一。

至于为何李曜如此有信心一开始就直接踏入“毛奇时代”的总参谋部，而不是古斯塔夫二世时的“军需总监部”或者再往后一些时期，那是因为这个时期所做的事情，李曜在自己出任河东军械监掌监之时，就已经基本完成。[注：附文说普鲁士-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毛奇时代”的总参谋部。]

作为一个经历过改革开放的人，在李曜的观念中，制度改革的效果，比出现任何天才，对社会的作用更加巨大，纵然后世在改革开放中，也出现了许多阴暗面让人痛惜甚至痛恨，但却不能以偏概全地否认其取得的丰硕成果。

如果说《新儒论》、“各业并举”等改革，是李曜为改变国人思维所小心翼翼踏出的第一步，那么接下来军事改革中的总参谋部制度，就是将改革暗中深化的第二步。

他在此前曾仔细思考了当初中日两国同时学习欧洲，却一个失败、一个成功的案例，试图为自己将要独揽大局进行的改革找到一些指引。

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家和倡导者福泽谕吉于1882年创办《时事新报》（现《产经新闻》的前身），代表作品有《西洋情况》、《世界国尽》、《劝学篇》、《文明论之概要》、《脱亚论》，是日本"脱亚入欧"论的始作俑者，自称是明治政府的"师傅"。而我们中国在近代的思想家中真还无出福泽谕吉之右者，这是我们的遗憾。19世纪中、日两国试图通过西学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但西学结果却截然不同。

洋务派的张之洞和福泽谕吉都写过《劝学篇》。通过比较，可以看到张之洞主张从技术层面西学，“洋为中学，西体中用”，而福泽谕吉主张从制度和文化层面西学。而两国政府根据这两种不同的西学之路施行政策，是两国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人人**，国家就能**”与“人人与国为体”，分别是福泽谕吉和张之洞国民观思想的要旨，差异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