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先破(2/3)

山东河北的老百姓还没有见过义和团后期鱼龙混杂时的疯狂，对义和团好感颇多。余显也不想触这个霉，就自认倒霉道：“我虽是朝廷经制五品武官，可也看不惯朝廷自光绪十九年（1897年义和团冠县起义）以来屡屡镇压义和团的拳拳报国之心，既然是投奔义和团，我也就不为难他了。”

说完这话，余显索性站在院中，把所有人集合起来说：“朝廷虽视义和团为邪教，但我却视之为国之栋梁，义和团屡屡抗击洋人，为国辛劳，我也不能拖后腿！”说完就拿出梁姓npc铁匠学徒的卖身契，当着众人的面烧毁了。

众人不管是真心实意还是虚情假意都跟着喊道：“老爷仁慈！”却把余显给吓了一跳。刚听蔡大妈称呼余显“老爷”时余显还没在意，但当几个人一起喊“老爷”时余显却仿佛想到什么有不太清楚，余显也没心思刷什么“忠诚度”了，摆了摆手让众人退下休息，意兴阑珊的回到大厅中坐着发呆。

余显左思右想直到后半夜也没想出啥，就开始琢磨“老爷”这个带有明显封建制度色彩的名词，在清末的时代，余显几个下属尽管余显认为只是手下，可对那几个npc而言以言作为卖身奴向买主叫“老爷”中“主人”的意思更大！在晚清这片半殖民半封建制度下用奴隶制度对npc本身就接受不了，若非毫无生计（如蔡大妈），npc的忠诚度确实是个问题。可余显自认自己不可能成为龙傲天那种浑身一抖，众npc忠诚度刷满且不掉落的bug存在，不用奴隶制度实在不放心，可现在奴隶制度也不靠谱，那怎么办？

余显想破脑袋瓜子也想不通，可看到大院中还未散去的小梁的卖身契的灰烬灵机一现，想起一个很是中二的名言——汉族是个了不起的民族：

天破了，自己炼石来补；

洪水来了，不问先知，自己挖河渠疏通；

疾病流行，不求神迹，自己试药自己治；

在东海淹死了就把东海填平，被太阳暴晒的就把太阳射下来；

谁愿意做拣选的石子就让他去吧，谁愿意做俯伏的羔羊也让他去吧；

谁愿意跪天子跪权臣就让他去吧，谁想不问苍生问鬼神也让他去吧；

斧头劈开的天地之间，到处都是不愿做奴隶的人。

这就是这个民族不可亵渎的东西。

中国尽管一直有奴隶制度的存在，可一直到明末都对其遮遮掩掩，穷人除非饿的吃不上饭一般不会主动投身为奴，富人一直对外声称只是佣人或义子。直到我大清，开国满州人是皇帝的奴才，至于汉人想到奴才都不行！清朝也禁止汉人对皇帝自称奴才，认为汉人奴才不如，只准称臣。因为乾隆时有汉臣邀宠自称奴才，因此发圣谕满汉今后上奏折一律称臣。宁可满人降格称臣，也不能让汉人做奴才！

奴才”一词，虽含鄙意，却在清朝典章制度上有着一个特殊的位置。清朝规定，给皇帝上奏章，如果是满臣，便要自称“奴才”；如果是汉臣，则要自称“臣”。汉臣如果自称为“奴才”就算是“冒称”。“奴才”与“臣”这两个称谓，谁尊谁卑，以今人的眼光，无疑是“奴才”低于“臣”。但这种判断，与清朝的实际情况相差甚远。“奴才”一称，从表面看，似不如“臣”字体面、尊严，实则“奴才”要比“臣”金贵得多。“奴才”，实际是一种满洲人主奴之间的“自家称呼”，非“自家人”的汉人是没有资格这样称呼的。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满臣天保和汉臣马人龙，共同上了一道关于科场舞弊案的奏折，因为天保的名字在前，便一起称为“奴才天保、马人龙”。乾隆皇帝看到奏折后，大为恼火，斥责马人龙是冒称“奴才”。于是，乾隆帝做出规定：“凡内外满汉诸臣会奏公事，均一体称‘臣’”。这个规定，目的就是不让汉臣称“奴才”，为此，宁肯让满臣迁就汉臣也称“臣”。

本来，满族统治者是一向严求汉族人与自己保持一致的。他们强迫汉人剃头发，易衣冠，搞得血雨腥风，都是为了让汉人归化于自己，臣服于自己，但惟独不肯让汉人也与自己一样称“奴才”。这是为什么呢？鲁迅先生的杂文《隔膜》里有一段话，实际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锡以佳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

满洲人入关前，大体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虽然占据了中原，但奴隶制的胎记并未完全退去，“严分着主奴”，就是一个明显的表现。即使到了晚清，满洲人内部仍保持着很浓厚的奴隶制习气。坐观老人《清代野记》记云:“每有旗主，贫无聊赖，执贱役以糊口，或为御者，或为丧车杠夫，或为掮肩者。若途遇其奴，高车驷马，翎顶辉煌者，必喝其名，使下车代其役，奴则再三请安，解腰缠以贿之，求免焉。故旗奴之富贵者，甚畏见其贫主也。”这就叫“严分着主奴”。“严分着主奴”的习惯反映到典章制度上，便是满臣奏事时要自称“奴才”。满臣自称“奴才”，不仅表示自己是皇帝的臣子，更表示自己是皇帝的家奴；而汉臣则没有满洲人传